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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风格与实质

2017-08-26 17:27

                                     ——比尔·布里森

向三久译自美国《National Geograghic》

    只要看一看有首相风度的校警,你将明白你已身在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牛津。这些校警有一个绰号叫“牛头犬” (Bulldogs)。在大学期末考试时,他们总是守在考场旁。(注:2002年,这一制度被取消后,一种协助警方管理校园治安的治安管理员制度应运而生。

  在牛津繁忙的布罗德大街上,成群的游人像爬虫一样缓缓前行,只有骑车的人匆匆擦身而过,发出轻微的嚓嚓声。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街边的一座幽暗的哥特式建筑,其底部开有一扇小门。这就是贝利奥尔学院门房的入口,它集收发、信息交流和安全检查于一体。该学院与牛津大学38个学院中的大多数一样,把门房的一面墙当做广告栏,各色通告赫然醒目。

  一天,在我等一位教授时,匆匆看了几眼墙上的通告。一则通告上写着:“硕士公寓餐厅内将举行硕士联欢会,请在室外走廊等候。”另一则说得更含糊:“格拉朗日函数结构——星期天上午11点。”第三则通告写道:“橄榄球俱乐部第一队和第二队星期四下午两点在54号场地练习。”广告栏中贴有大约50张这样的通告。这些构成了大学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就待在那里,饱览了所有的广告。然而,我并未真正明白其中的哪怕一则广告。在牛津的这种感觉不久以后就习惯了。

  800多年来,学子们的头脑在牛津大学不断地被磨砺,而局外人却迷惑不解。这要归功于那种独一无二的英国式融合,即把怀旧的传统、一流的学识和经常被注入的怪癖融为一体。它给人的每一个感觉都非同一般。这几乎可以从牛津大学的方方面面领略到。例如:一所建于1329年的学院取名叫“纽”学院(纽在英文中是新的意思)。布蕾斯楼斯学院之名则源于一个古老的铜制门环(布蕾斯楼斯也就是门环的意思)。“奥里尔”全称的意思是在牛津由圣母玛利亚保佑的院长和学者,通常叫奥里尔学院,建于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在位的某个时期。

  牛津大学通常对学生是否上课不作要求。这里的学生也不会接到成绩单,除了所选科目外,他们也很少学习其他课程。学生们在他们的大学生涯中只参加3次考试。一位男校友曾这样幽默地说:“一次考进来,两次考出去。”

  “在牛津,你会有与从前十分不同的经历。”一位牛津大学教师说,“我来这里几个月后,曾对一个同事说,不知道牛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同事回答,哎哟,别急,没人知道。确实,他说对了。”

  欧文·希尔斯是纽学院的一年级新生。他很快活,讲话时的表情像得了炮弹恐慌症一样。他在这所学院的第一个周末告诉我说:“这儿有多得让人难以想象的规矩和传统。如果在第一就餐时间去就餐,得穿一种样式的衣服,如果在第二就餐时间去就餐,又得穿另一种样式的衣服。这很容易把人弄糊涂。”

  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必然会产生对传统的迷恋。很少有其他城市能像牛津那样充满传奇色彩和历史成就。你在短短的一次散步中,可能经过埃德蒙·哈雷发现哈雷彗星的房子;可能经过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也可能经过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第一次设计建筑的大厅;也可能经过J·R·R托尔金为《霍比特人》三部曲草草作笔记的酒吧(在这个酒吧的对面,托马斯·哈代也在为《无名的裘德》作了同样的准备);还可能经过一处跑道,在这儿,罗杰·班尼斯特在1英里赛上第一次打破了4分钟的记录;还可能经过一处草地,在这里,一位有前途的年轻数学家,曾使平面三角学公式和一篇有关决定因素的论文更加完善,他就是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这位数学家还写过一本儿童读物《爱丽丝梦游仙境》。

  不论是在堪称英格兰最美的街道海伊街上漫步,还是在穿过迷宫般布局的金色学院古建筑群的小径上散心,你都可以追索到那些在这儿工作、学习过的名人的足迹,比如:萨廖尔·约翰逊、亚当·斯密、爱德华·吉本、乔纳森·斯威夫特、约翰·唐恩、罗杰·培根、卡迪纳尔·伍尔斯、奥斯卡·王尔德、格雷厄姆·格林、伊芙琳·沃、T·S·艾略特、C·S·刘易斯、P·B·雪莱、英迪拉·甘地、玛格丽特·撒切尔、比尔·克林顿。

  当然,牛津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学术活动中心。远在中世纪,它就是一座散乱布局的城镇,其周围环绕着工厂、住宅开发区,拥有12万居民,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英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重要中心。但正是牛津大学强烈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外貌与气质”。牛津大学有15000名学生,数十个学院,还拥有日积月累而成的博物馆、房舍、教堂、图书馆、花圃、公园、办公场所。在城市的中心区,到处可见书店、酒吧、自行车和学者。整个城市都散发出一种厚重的文化气息。

  大约从12世纪开始,牛津就已经如此了。当时的国王亨利二世发布圣令,禁止学者们到巴黎作研究工作。于是,这些学者逐渐聚集在牛津城里。它离伦敦约50英里,是泰晤士河边的贸易中心。学者们大体模仿了修道院的方式来修建学院。他们在大学宿舍的厅堂中聚会,每一处由一位老师掌握并指导学生的学习(由此形成了现代的学位制度)。在牛津的每一处,你都会发现基督教的痕迹。从许多学院的名称(如万灵学院、耶稣学院、三一学院、基督圣体学院)到大学各种仪式和头衔中拉丁语的使用都是如此。

  几乎从一开始,当地居民和迁入的学者间的关系就很紧张。或者说,市民和大学人是牛津生活的两极。这一情形人所共知。1209年的一次争执使两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许多学者悄悄来到剑桥,建起了一座与之匹敌的大学。1355年的经院哲学节那天,在一家小酒店里的一场争执引发了骚乱,市民狂怒不已,后果惨重,据当时的一篇报道记述:被市民发现的学者,不是被杀,就是被伤。

  尽管有短暂的倒退,许多牛津的“礼堂”还是逐步演变成了更复杂的复合体——学院,不过这些学院仍然保留了他们半修道院的氛围。时至今日,每个学院仍有自己的“小世界”,独立而隐秘,有自己的饭厅、教师室(或学生室)、礼拜堂、图书馆、捐助的基金、债务、珍藏品和特有的隐语。在克莱斯特彻奇学院,首脑人物称作“教区长”,但在林肯学院却被称作院长,在默顿学院则叫训导长,在贝利奥尔学院称主管,在赫特福德学院称为院长,在奥里尔学院叫教长。在牛津的大部分学院里,教师被叫做“高级教员”,但在克莱斯特彻奇学院,他们叫做“学生”。在默顿学院里,学生被叫做“硕士后”,在麦克旦那恩学院学生有时被叫做“半津贴生”,而在其他学院,学生就叫“学生”。

  “鉴于做决策的惯例,学院系统并不总是有效的,”彼得罗斯承认说,他是耶稣学院的院长,也是牛津大学主管日常事务的副校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4年了。“但是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每个学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又由于学院不大——他们的大多数只有300-400名学生——这些学院具有巧妙而紧密的内在联系。学生们也并未迷失在铁板一块的组织中,相反,他们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内的成员。”罗斯先生还可能会说:“那是一种令人愉快叫人喜爱的社团。”接着,他带我参观了耶稣学院的高级教师室,也就是办公室。像牛津的大多数此类房间一样,这间房也是既雅致又舒服,建筑上就等于一个优良港口,富裕、神秘,具有木质的结构以及文雅。他还是一种明显的昭示:牛津不仅有悠久的传统,也拥有久已形成的“富裕”。所以,尽管已有很长时间它不再能表现其富有和贵族的气派,牛津仍能保持这两项殊荣,其中的原因不能看出。

  “那景象已消失了。”约翰·朱瑞坚持说。他是克莱斯特彻奇学院的“教区长”。这个学院的建筑是牛津大学里最壮观的。自从伊芙琳·沃在《重访布里德西德》这一小说中刻画了这儿历史悠久而富有的景象后,它就不可避免地与贵族和教养联系起来。“的确,学生们以前常有自己的仆人,过着享有相当特权的生活。但那种情况已经很久都不存在了。”

  “一切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特德·伊斯特赞同地说。自从1950年起,他就一直注视着牛津的生活。起初,特德是该城的一名警察。在那里,随着军阶的提高,他最后做了警察局长。以后又做了大学里特有的校警的头儿。这些警察穿黑制服,戴黑色圆顶硬礼帽,他们因此而闻名世界,被亲切地称作“牛头犬”。

  伊斯特说:“大概直到1970年,这儿还有不计其数的怪癖,这些怪癖形成已久。学监每晚穿着长袍,戴着黑色方顶帽,在校警的陪同下,巡视大街小巷。学生不仅要服从宵禁的命令,还要服从源自中世纪的一系列条例。他包括从点火方式到分箭背带方式。”

  到了20世纪70年代,牛津发生了一次巨变。它摒弃了许多陈旧的规定,开始努力吸收更多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最令人惊讶的是,牛津变成了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从1878年起,牛津只有少数几所女子学院。直到1974年,各学院才开始男女生同招。今天,只有一所建于1893年的学院——圣希尔达学院仍旧只有女生。

  “这所大学对人已平等了许多,也有远见多了。这当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伊斯特说道,“然而它也失去了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你再也看不到许多恶作剧了。学生们过去常爱干出各式各样的惊人事情。比如,把城里所有单向标志调转方向,还有人把夜壶放到拉德克利夫·卡梅拉塔的塔顶上。”

  拉德克利夫·卡梅拉塔是牛津大学的中心建筑之一。它的塔顶高出鹅卵石广场156英尺。伊斯特看出了我的想法,他笑着说:“那是登山俱乐部的学生干的。”

  “还有过一个有名的恶作剧:一个学生装扮成东方君主的摸样,受到几所学院的宴请,直到伪装被揭穿。我恐怕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学术生活已变得紧张,竞争也强了许多,已没有多少狂欢作乐的空闲了。”

  但有一种牛津制度还未受到高效率需要的影响,这就是昂贵的集中劳动导师制。在这种制度下,两名大学本科生(有时是一个)一般与一位高级讲师每周见面一小时。在会面时间内一名学生要朗读一篇论文,接下来,这个学生得面对常常苛刻的盘问,并为自己花一星期准备成的论文辩论。到下一次又会轮到另一名学生来朗读论文进行辩论。

  在11月一个很冷的下午,我走上了去理查德·坦金斯办公室的路。理查德是拉迪·玛格丽特学院研究古希腊和罗马语言文学的大学讲师。他允许我旁听他给凯蒂·考克威尔(一名二年级学生)上的指导课。他们先是温习了詹金斯布置过的一篇希腊语文章的翻译。考克威尔女士解释说:“某些方面归功于欧里·庇德斯,但有很大可能这不是他写的。”接下来,进入指导课的实质阶段——论文。那一星期的考察问题是“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一书的女主人翁吗?”及“克瑞恩和他的悲剧是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当考克威尔女士用温柔而恳切的声音朗读时,詹金斯博士绞着手,仔细地倾听。她的散文写得很清晰,论点也是精心组织的。20分钟后,她读完了,詹金斯理解地点点头,泛泛地赞扬了几句,随后用一种几乎抱歉的口气问道(这就好像是为他自己的困惑请求原谅似的):“我想你能否对这个戏剧中的道德歧义讲得再多一点?”又问:“我认为我并不完全清楚你对瑞恩和安提戈涅之间对比的观点,你能再解释一下吗?”

  就在考克威尔勇气十足地为詹金斯博士似乎常弄不清的论点再次组合时,我记起了另一位大学教师凯特·弗林特早些时候对我说过的话。“导师制的好处就在于在这种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偷懒。”“你不能只是坐在椅子上,希望自己不曾被注意。”被问题缠绕的考克威尔女士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在近30分钟文质彬彬的短兵相接的舌战后,谈话简短地转入下星期的论文题目。詹金斯对资料来源提了几条很普通的建议,“多兹作了很好的集注,维克斯写得有趣。”然后,考克威尔女士抱着书离开了房间,走进了冬夜中,消失在牛津大学杂乱的建筑群中。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牛津大学零零碎碎地发展,这座现代城镇也叫人迷惑不解。学院似乎是随意设置的。它的形成毫无规律可循,就像拼字游戏上的单词,没有中心聚集区,没有明显的核心区。我偶尔听到过一位旅游者的询问。他一脸迷惑,客气又紧张的问一名警察:“打扰一下,校园的确切位置在哪儿?”

  牛津大学办事常像一所私立大学。尽管它并不是的。它的花园、方庭、娱乐场和图书馆多半是为校内人员建的。虽然大多数学院每天下午有部分时间对外开放。但过了几小时后,这些学院就会表现出一副封闭不欢迎外人的架势。一个外来者花了许多时间被几十个散布在市中心的大学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办公室提示着自己的处境。

  蒂姆·布洛特,一位《牛津邮报》的编辑说:“坦率地讲,这城市与大学中的人之间没什么感情。总之,我认为,牛津大学里的人被看成是既傲慢又冷漠,不是这个大社区的真正一分子。”

  在牛津待上几天,你会注意到一种说不出的事实。大部分人觉察不到的文化隔离作用。在特尔和卡帝大街周围,牛津大学的建筑广为散布,若隐若现。那儿你很少看见显然不是学生的人。而仅在两条区街外叫科恩·马斯特的,商店林立的繁忙街道上,你几乎得不到任何暗示——这儿附近有所很大的大学。在酒吧、咖啡馆、商店常可见到大致相同的文化差异。

  “两个‘世界’的联系,这真不寻常。”一位医生这样说。他在牛津北部已住了10年。那是一大片维多利亚风格的住宅区,深受学子们喜爱。“如果你不是牛津大学的,你就总是被排除在外。”“隔着花园内的墙,人们对你很友好,但他们不会请你参加他们的鸡尾酒会。”

  在牛津北部林荫广布的萨默区内有一个人。他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那隐藏着的紧张而又沉默的敌视。从科林·德克斯特的织花羊毛衫与温和态度中,你永不会猜出他是个“心存杀机”的人。事实上,这些天,他常没时间做其他事。

  德克斯特已从大学退休,做过牛津大学的考试管理员,有一段时间曾十分懒散。70年代初,为打发那多雨的假期,他开始写一部描写谋杀的小说,结果成为获得巨大成功系列犯罪小说的首本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两个主人翁是: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冷峻的检察官莫尔斯和他沉默苦干的副手萨金特·刘易斯。

  德克斯特小说中所有情节都基于牛津及其周围的真实场景。假如在圣贾尔斯街的伊格尔和蔡尔德酒吧里,莫尔斯检察官要了一品脱伯顿牌强力啤酒。就可以肯定有这样一处地方,也真供应伯顿牌啤酒。“也就是说我可以去那家酒吧,装出在作调查的样子。”德克斯特从容地笑着对我说。这时,我们正在一家酒吧里碰面。

  德克斯特也明白他书中令人生厌的人物都是大学讲师。“嗯,你瞧,在讲师中有高级别的野心与傲慢——我把这叫牛津病。这种病使这些人成为谋杀故事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成为令人满意的受害者。”德克斯特呷了一口啤酒,若有所思地从嘴边擦去胡子上的泡沫,“甚至可以变为更好的反面人物。”

  科林·德克斯特的书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牛津大学的客厅和书房里满是平放的尸体。而事实却不尽相同。“牛津大学实际上十分安全,比它400年前安全多了,”泰晤士瓦利警察局的彼得·谢福德警官说,“16世纪每年这儿有60起凶杀案,今天,尽管有了更多的人,平均每年只有两起,还几乎总是家庭争执的结果。”

  现在,警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对付汽车犯罪——擅入他人汽车来偷盗汽车。这已成为英国城市的某种传染病。“如果没有汽车,”谢福德说,“这儿的犯罪率一下子就能减少一半。”

  没有汽车也会解决许多人认为的牛津最严重的问题——长期交通堵塞。许多街道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的人行道由于由于过往车辆重量而颤抖。空气中也充满蓝绿色的雾气。对驾驶员来讲,去城市中心的旅程可能是缓慢地朝前爬,找停车场则令人沮丧。

  “就像一场噩梦。”牛津郡郡议会的主要交通设计者也承认:“牛津是英国历史上建筑最集中的一处,在这个城市中心广场一英里范围内就有900座建筑。牛津的街道网明显不是为机动车设计的。在牛津东西两面是洪积扇,在那上面无法修公路,这儿简直没法为交通改道。”

  过去的20年间,为阻止人们驾车去市中心,制定出了一系列城市规章,如减少停车场的数量,提高费用,执行一个规模巨大的停车——乘车方案。这个方案要人们把自己的车停在郊外,再搭公共汽车进城。“我们曾成功地控制住了交通车辆的数量,并在一段时间里任它保持稳定。而这时全国的交通车辆数已增长了60%,”威廉说,“但旧习惯根深蒂固。”

  当我问他怎样上班时,“我嘛,开车,”他回答时略带羞涩。斯克莱罗蒂克的交通,工地上气锤的喧嚣声,学生们在街道上像走火的子弹一样飞奔。他们开摩托车时发出巨大的嗡嗡声,牛津似乎是一个惊恐不安的地方。这一切几乎难以忍受。除非有许多大门和通道散布城中,由此你几乎可以神奇地使自己身处另一个更为安静的时代。

  海伊街东端,即麦克丹纳恩学院对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沿一罗马式拱门拾级而入,你会发现置身于一精心布局的静谧之所,约425英亩。这是牛津大学的植物园。假如说它最不为人所知的话,却是牛津颇具魅力的地方之一。

  一个晴朗而寒冷干燥的早晨,我问一个过路人——也是唯一的一位——问她是否知道校长办公室怎么走,她大声喊道,“笔直向特丽尔科达塔走,到克纳斯沃特尼福利亚后左拐。”

  就这么简单,一两分钟后,我来到沃特尼福利亚。年轻耐心的花园管理员蒂姆西·沃克陪着我。在牛津,他享有“园艺之祖”的称号。“就是园长。”他解释说,谦虚地咧嘴一笑。

  这植物园建于1621年,其古老性在同类花园中居英国之首,列世界第三。它设计成了保健植物园,以具药效的树林为特色。

  “这儿是世界上最简洁而多样的植物总汇。”沃克说着,将我带着通过一个树木茂密的温室,离开温室又回到了外面井井有条的植物园中,“我们有8000个种,代表了世界植物家族的90%。”

  我问,在当今社会中,保健植物园是否有些古韵遗风之意。他说,“喔,不是,当然不是,许多药物仍然直接从植物中提炼,类似的植物园不仅仅是历史珍品,也具有药用价值。”

  管理植物园一年的费用有324000英镑,而这座植物园只是一个多面的大学的一角罢了。“牛津是一个开销很大的地方。”亨利·德克说,他是一位美国学者,久居英国。1986年,他来到牛津大学开展一场集资运动——一个创新之举,因为在英国传统上,几乎由政府提供所有的大学基金。

  “牛津以无类似的经历,甚至没有(男)校友录。”德克说,在各学院的协助下,他找到了85000名以前学生的名单。利用这一潜在的慈善财富他开始了严肃的筹集资金。

  “一家美国公司评估后,说有望集资22000万英镑,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最后,当这场运动在1994年结束时,牛津大学集资已超过3410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一来源于北美)。

  这似乎是一笔巨款,可牛津大学是消费大户。除了维持所有教育设施外,还要维持8个世纪以来积累的额外设施,如植物园、两座教堂、一家剧院、三处博物馆。大量设施的收益大于支出。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大笔数目不详的钱作管理费。但其他设施只会花钱。如圣母玛利亚教堂,是英国参观人数最多的教区教堂,但每年300000名游客在募捐箱中只留下了8000英镑——这只是教堂管理费的零头罢了。

  就维持古建筑而言,没有比博得利恩图书馆更惊人的耗费了。博得利恩是欧洲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图书馆,可以上溯到15世纪。这一点对它似乎是利弊兼有。

  在达克·休姆弗雷兹图书馆阅览室里,皮草包的书,保卫人员的服装,古老的房梁,在某一环境中工作的学者,50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谨慎地增加很少一点电灯外。

  这一切还必须确保不在其他东西中引起火灾。以前类似于此,藏书不准拿出图书馆。

  除其独一无二的文物外,该图书馆有着复杂的分类系统,不像其他图书馆,预借一本书,读者必须了解PS代表斯拉夫语阅览室,BGEO指新博得利恩图书馆的一楼地图室。因为大多数书籍依作者而不是依科目分类,因此没有找某科目的有效途径。

  因为图书馆庞大——有650万册图书,每年需2公里长的书架——所以它散布在几座建筑内。读者必须从中心柜台订书,等书拿出来很少有不超过2小时的。

  图书助理查尔斯·莫德说:“从书架取一本书到中心收集点,再给读者,最终又回归书架,可能要转手13次之多,”显然要应用更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我们有两件受困扰的事:一是陈旧建筑,一是吃紧的预算。

  像许多英国机构一样,博得利恩发现不得不更快发展,而不是裹足不前,“1986-1991年间,我们的基金下降了11.5%。”莫尔德说,“现在,大学只提供每年1100万英镑预算的60%多一点,私人捐款剩余部分或干脆没有。”

  另外一些人担心政府经费压缩导致更大不安。丹尼斯·诺布尔,巴利奥尔学院的教授,世界上心脏生理研究的带头人说:“相对于10年前,英国研究和开发只花了其财富的一个小小数目。这表明,直到1980年,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的单位资本获诺贝尔奖数目是位居前列的。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没获得过。”

  “政府不断对各大学施加压力,寻求实际应用研究。但研究成果并不总是这样。拿迈克尔·法拉第的例子讲,据估计,他的电磁理论所引发的工业发明,其价值超过伦敦股票交易总和,但当时似乎没有现实价值。”

  现在没有人严肃表示牛津的卓越受到了威胁,寓言其将降为二流大学。但如丹尼斯诺布指出的那样:“40年前没人梦想到英国将不再是一艘轮船、汽车和飞机的制造大国。”

  “你现在可以避开此事,”他说,“可若你图省事,对将来没有足够多的投资,像20世纪50年代英国对待部分制造业那样,难以想象的事情最终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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